[6]同前注[3]，张利春文。

而所谓开元盛世则因为唐玄宗在位头28年（713-741年）年间政局稳定。其中的道理就是孔子早就指出的：正直的政治精英一定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二．就算民主是个好东西，[10]但…… 在古代中国，却从来不是一个现实和可能的宪制/政体选项。因此，帝制可能有什么社会的功能吗？以及对于谁的功能？仅仅对皇帝吗？而作为制度，其利弊究竟何在？哦，首先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它还曾有过利吗？但最重要的是，今天还有必要并因何要关心这样的已经过去了的问题？ 在现代中国持续了100多年的有关民主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在一个从理论层面看本应最激发人们自由思考的时代，古代中国的这一重要制度，除了接受抨击批判外，几乎成了政治学、法学界研究不允许有其他答案的问题。但从制度来看，皇帝的最根本、最重要责任从来不是让自己成为另一个姜太公或诸葛亮，甚或更为高明，他是要通过自己掌握的最后决断权而成为精英的核心，使精英们围绕这个决断权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合力，而不是一群只能单打独斗的武林高手，要通过群体的合作创造一个目标明确有效率的精英政治，而不是停留在一群相互矫情为真理而斗争并只对真理低头的政治精英。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9, ch. 1. [68] 《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疏］，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38。这其实本不应是一个问题，如果承认差异普遍。

但皇帝完全可能不止一个儿子，多子多福既是生物本能，也是中国的民间信仰，此外为选择更好的继承人，皇帝通常会有，甚至无论是或只是为防止疾病或其他事变引发的意外死亡也必须有，多个儿子。我们可以用两个概念来分析中世纪欧洲的各国君主。[24] 关于人类的视觉及其对人的影响，可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1。

而其他国家的政治代表人物如拿破仑、俾斯麦，甚或戴高乐和丘吉尔，以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印度的甘地等，在中国人看来，也都属于有为者，因为他们对其本国的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甚或仅仅因为在某个历史关键时刻，是他，而不是别人，在那里。安敦尼王朝的五贤帝中也有四位皇帝分别在位20年或以上：图拉真（98-117年）、哈德良（117-138年）、安敦尼（138-161年）和马克奥里略（161-180年），乃至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的时代（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Fred De Fau Company, 1906, p.99）。[44]西方历史上，无论是雅典，还是后来的罗马，其衰落无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与其内部无休止的党争内斗有关。由于历史的机遇和要求，他们成功推行了或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文化变革。

不大可能商业，社会地位太低——中国俗话历来是富不如贵，而且各种风险太大。分类总得有点实在的意义吧，而用亚氏的标准来分类中国历代君主，对研究和理解历史毫无裨益。

[59] 由于在古代中国皇帝对于国家政治统一的重大象征意义，以及对于整个国家精英政治的制度构成意义，皇权继承问题就格外重大。因为，开国君主，之所以称其有为，就因为他在世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开国，即通过战争手段完成国家的统一，创制这个王朝长久沿袭的基本制度。二．就算民主是个好东西，[10]但…… 在古代中国，却从来不是一个现实和可能的宪制/政体选项。不容易立刻想到但一个不起眼的期待是，继承人应当是男性。

杨伯峻：《论语译注》，同前注24，页87和172。换言之，在古代中国，若无皇权，不围绕皇帝，精英政治就没法组织、运行和没有保证，甚至政治会高度不稳定。或者说，如果还曾有过任何作用，用于中国历史研究，迄今为止，这个标准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宪制选择就错了，至少是太单调了。他们如何走遍这块土地，让所有有选举权的成年人都了解他？在一个没有出生年月记录的社会中，甚至如何确认和验证成年？甚至如何让这块土地上都知道并能遵守这个有关成年的标准？人们又为什么要聆听和了解孔子或孟子？为什么要聆听，且如何能听懂，他们的克己复礼或民贵君轻的主张？能听懂他们的口音吗？如果有多人竞选，又如何让选民了解并能有效识别每一个希望参政的候选人，和他们各自的政见？如何以文字或其他某种符号准确勾连、识别并在选票上标记各位候选人？如何通知并召集各位成年人开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在没有钟表的时代又如何协调各地同时和分别开会和投票？何为票？又如何计票？集中还是分散？如何确保计票准确和公正？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需要的都不仅仅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判断或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理念，需要相对便利的交通和通讯，需要文字，需要迅速和有效的信息记录和传递、汇集、分类和保存，需要一批熟悉文字并能有效利用文字传递信息的专业人员。

甚至皇帝制对于古代中国的意义都很难说是大国治理的宪制选择，因为选择必有其他可能的替代，而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其他替代。唐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

中国皇帝制大致是子承父业，这令皇位继承看起来只是皇帝家事，各朝各代也都在制度上这么规定了。[71]这就是为什么李世民杀了兄弟，逼宫夺嫡，非常典型的乱臣贼子，结果好，最终还是被后世视为明君的典范。

这也是许多现代民主国家至今保留了皇室，或是在宪制层面于频繁更替的行政首长之上设定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元首，所着眼的国家和社会的整合功能，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这种凝聚人心的功能。最大的问题是继承者不确定，理论上每个王子都有份，因此每个有从政想法的王子都会全力竞争。除了大国这个最主要制度约束外，第三节会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一个似乎还未有人讨论的皇帝制问题：即当民主制不可能之际，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验来看，至少秦汉之后逐渐成型的官僚精英政治有效运转也要求有皇帝，作为一个宪法性制度的支持，同时也是一种制衡。第一不效率，至少许多政治时候需要的是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论证和说理反倒可能引出不良后果甚至灾难。而这一点，直到1800年后，霍布斯才在西方政治学的不朽经典《利维坦》中以主权之名重现了中国以天子之名展开的这个问题的必然性分析：当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令所有人全都慑服时，人们就一定处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每个人始终都处于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中，这样的生活必定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命。这就是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道理，这就是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

而这也再次表明在中国古代的精英政治中，尽管皇帝附着于某个人，但这个职位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犬，到处跟人说它是为保护羊群受的伤。

……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自治也。这样一来，皇权很容易旁落，无论是旁落于储君的母亲（太后）及其家族（后党或外戚），或是旁落于先皇为制约太后或后党干政而设置的顾命大臣，皇权甚至完全可能被篡夺。

[10] 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闫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正因为子继父业既可以保证继位者有足够的合法性，且由于父子年龄差距通常也能够保证继位者有望在位较为长久，因此尽管看起来与注重才能和智慧的精英政治相悖，子承父业却在历史理性的展开中成了中国皇帝制的常规，一个——如前分析的——更符合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利益期待的宪制常规。

即便某些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的皇帝，[74]如崇祯，事实上也被视同守成者。如果出现X朝元老现象，若不是皇权偏弱，就一定是因种种原因皇帝更替过于频繁。不说每一个，至少很多，精英都趋于自视甚高，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想一次性获得甚至垄断政治决策者的信任，还都想进入核心圈子——喜欢前排就坐，成为君主的主要的甚或唯一的建言者，至少也是所谓历史的见证者。[23]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论城·市·镇，《乡土中国与乡村重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页120-137。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9, ch. 1. [68] 《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疏］，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38。[17] 联邦党人之所以撰写了一系列后来汇编成《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就因为他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

而这些特点与一人之治的皇帝政治生涯很难兼容。[17]其实，这个当时的所谓大国还只是以当时的欧洲国家为参照。

以储君身份，嫡长子可以较早并长时间参与国家政治实践，获得只能通过实践方能获得的必要政治经验和权威，从而保证权力转移的平稳。集中是因为他们更属于家庭，而村落往往就是家庭或家族，分散是因为严重缺少跨越村落家庭、家族这样的血缘和宗法共同体的更大共同体。

而对于大国，即便是西方的思想家，即便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民主高唱赞歌的思想家卢梭，即便是最早提出现代三权分立理念的孟德斯鸠，都一致认为民主不是大国的宪制选项。即便有再多的精英，没有皇帝和皇权的组织和约束，也没有精英政治，整个国家的政治还是可能脱轨，还一定会出现党争，内斗，甚至内战。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君主制一直最有影响并被公认为最好的宪制/政体的原因。在位时间长并不自然导向政策稳定，但总体说来，却更可能趋于政策稳定，因此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并趋向整个社会的预期稳定。

他们很难了解、没时间也没有多少必要了解，因此也就不愿了解，更不会关照那些几乎注定不会与自己发生任何关系的陌生人。[40] 分别见，孙子吴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册7，同前注35，页2162，页2146-2148。

英勇无辜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先烈充斥史书文献。它表明，尽管告别帝制已经100多年了，告别革命也已30多年，但中国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仍以对于当年的革命非常必要的意识形态话语，处理着中国的历史，不懂得后来者可以，也应当，因此也就未能自觉，借助这100多年的历史间距为历史后来者造就的特定的优越视角，从智识层面理解皇帝制中隐含的有关国家宪制/政体的一系列有关政治学和法学理论的基本（general）问题，以及其中隐含的某些中国的特殊问题。

他似乎担心，由于阶级和党派的利益分化，城邦统治者——无论一人、少数或多数人——会忘记了全城邦的利益。尽管已废除了100多年了，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对于帝制都没有记忆，而一遇到某些社会问题，还往往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不仅是政客，还常常包括大大小小的知识人，不管有没有根据，有多少根据，总是先拖出皇帝鞭尸，然后就摇旗获胜打道回府了。